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“闪婚新娘”,20万-40万元可领证:只要能生就行

资讯3周前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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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“闪婚新娘”,20万-40万元可领证:只要能生就行

记者/唐戴 特约撰稿/虹之艳
编辑/费知
“你愿意嫁给我吗?”
男人捧着一束鲜花,半跪在女人面前,围观的四五十人吆喝不断,争相拍照拍视频。在主持人慷慨激昂的祝福声中,女子接过鲜花,说了一声“愿意”,礼花开始炸响,两人轻轻拥抱。
这是他们相识的第5天。
男人来自江西高安,女人则来自贵州普定,在贵阳一家婚介公司的牵引下,两人跨越上千公里,签下闪婚协议,互许终生。
在这家占据了贵阳地标花果园双子塔整层面积的婚介公司,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求婚仪式。“这是今天签订的第7单。”公司管理人员王悦操着浓浓的安徽口音,宣称下辖20多家分公司数百名员工,“去年成交了上千对,凌晨1点还在加班签合同。”
这些说法虚虚实实,让外界雾里看花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里的闪婚相亲市场热闹非常,有时晚上七八点也灯火通明,人头攒动。
相亲者以男性居多,他们大多来自福建、安徽、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,30岁以上,学历不高,收入一般,且不善与异性交往。在婚介公司的推动下,他们由父母和红娘陪同,不停涌入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寻找“闪婚新娘”。
而女性则大多30岁左右,除少量被闪婚主播从外省动员而来,多半来自贵州农村,家庭条件较差,无固定职业。她们有的20岁左右就结婚生子,后离异带娃;有的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,历经挫折后,不甘在老家农村度过余生,期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,离开大山。
而她们最被看重的条件,就是生育。尽管多份社会学研究均指出,“将生育作为婚姻的重要目的(针对男性而言)和衡量婚姻稳定的标准,与现代婚姻观念相去甚远”,但对许多前来相亲的男性客户来说,只要能生,相貌、年龄、学历、地域、婚育史等都不重要,甚至身体略有瑕疵也可。
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“闪婚新娘”,20万-40万元可领证:只要能生就行
贵阳一婚介所的求婚现场(视频截图)
按照流程,相亲成功的男子通常支付20万-40万元的高额婚介费和彩礼费后,就可将一位“闪婚新娘”带回老家,并完成婚检、领证、见家长等流程。从相亲到结婚,短则3天,长的也只需十来天。
有人称之为“先婚后爱”,也有人批判这是赤裸裸的“爱情买卖”,但在以贵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,这一畸形的闪婚市场早已悄然壮大,不断吸引着潜在客户和从业者入局。
虽然目前对这一市场的规模、成交量、交易额尚无统计数据,但据业内人士估算,仅贵阳一地,从事闪婚业务的公司就有上百家。规模小的甚至在住宅楼内办公,大的则如前述婚介公司,可租下整层2000多平米空间,分设男、女嘉宾区和财务室、监察部、市场部、多媒体部等办公室,而其注册时间不足半年,注册资本仅5万元,且合同落款的公司名和对外挂牌展示的名称并不一致,良莠不齐的乱象亟待整治。
飞扑大西南,全家跨省找“缘分”
在老家浙江,陈薇见过不少30岁后不成家也不谈朋友的人,她将这一现象归结为“女的要求很高,彩礼动不动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”。
她的儿子李涛今年36岁,身材微胖,看上去有些苍老,平常帮家里照管一个百货店,每月收入几千到上万元不等,由于不善言谈,一直未婚。陈薇称,到儿子这个年纪,如果再找不到媳妇,一家人都可能遭人看不起,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贵州,“找个淳朴的媳妇,因为性价比更高”。
为此,她给浙江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2万元介绍费,在两名工作人员和姐姐的陪同下,母子俩来到贵阳,又给当地的婚介公司转账十余万元,终于获得了相亲的机会。
女方比李涛小5岁,来自贵阳修文县乡下,在一个餐厅做服务员,离异后和女儿生活。陈薇一家人很满意,她们觉得,女方“吃苦耐劳还能生育”,很快敲定了这门婚事。
于是,李涛来贵阳相亲的第5天,两人仅见过两次面,就完成了婚检、办结婚证、签协议。第二天,一行五人就前往修文乡下,看望女方父母亲戚,并支付15万元彩礼。接下来,陈薇和姐姐将提前返回浙江,李涛留下来和女方相处几天后,再带着“新媳妇”和女儿前往浙江生活,户口也一并迁入。
像陈涛这样来贵阳寻找“闪婚新娘”的单身男人不在少数。
由于性别的挤压、地域的差异、经济条件的悬殊、结婚成本的高低等原因,加上多地婚介公司的强力推动,西南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畸形的闪婚市场。
在这里,相比“婚姻”本身,爱情是最不必要的,地域、学历、工作、个人习惯、生活质量、三观家庭等因素也可让位,男女双方的急于求成和条件互补反而是最显见的决定因素——正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里写的那样,“男女双方只需要按照一定规则分工合作经营经济和生育即可”——而当地婚介公司则将其统称为“缘分”。
江苏常州的杨耀一家也想找到这样的“缘分”。当他发现,镇上邻居只花了两天时间,就从贵州带回一个“闪婚新娘”,还把求婚的视频拿给他看,他决定也带儿子去贵州相亲。
这趟远行,杨耀有着相当现实的考量。据他说,在常州,彩礼虽然多为20万左右,但结婚需要男方在城里买一套近百万元的房,但如在贵州闪婚,彩礼加介绍费一般只要30万左右,女方可去男方所在的乡镇居住,两相对比,可以节约几十万。而且在他看来,贵州女人吃苦耐劳,可以和儿子创建自己的小家。
“我儿子没有结过婚,想找一个未婚的,至少是短婚没小孩的。”但三天下来,婚介公司安排的8个相亲对象都没有合适的,她们或离异带小孩,或“条件不入眼”,在杨耀看来,找儿媳妇也不能比邻居家差。
如今,单身男女数量攀上新高峰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,2023年中国单身人数已达2.5亿,其中35岁以上“男光棍”数量将破亿,26岁以上未婚女子也超一亿,占适龄婚育女性的60%以上。失衡的性别比例,将许多亟待结婚的大龄“男光棍”推向西南地区的闪婚市场。
多家公司员工透露,这些男人大多来自农村,学历不高,收入一般,且性格内向,不善言谈。相亲面对异性时,有的枯坐在椅子上一言未发,还有的会脸红,不断搓手,甚至发抖,平时通过微信和异性交流,也是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话题了。相比个人表达,他们更依赖于由家族长辈代言。
记者以单身女性的名义和一位男子相亲时,对方自我介绍时就显得非常紧张,说话全靠旁边的母亲和几名“红娘”不断提示补充,称婆婆好相处,且已备好结婚首饰。
谈及婚史时,男子吞吞吐吐,经反复询问才透露,今年春节,他刚从贵州娶过一位“闪婚新娘”,但回家后,女方不愿意同房,于是退还了彩礼和金银首饰,仅一个月便“闪离”。而之前“红娘”介绍说的结婚首饰,很大可能就是上一位“闪婚新娘”退还的。
针对大龄“男光棍”的婚恋问题,近年多地都出台了鼓励政策。
如2023年,陕西宝鸡相家庄村发布文件显示,凡给该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结婚的红娘,村委会将给予1000元介绍费,该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,试行三年。同年据媒体报道,河南武陟乔庄村拟每年拿出2万元奖励红娘,“每撮合一对成亲结婚,奖励牵线人1000元”。记者检索发现,广东、湖北等基层组织也有类似激励政策。
这样的背景下,不少婚介机构从传统的同城相亲,逐渐向主营闪婚业务转向,他们互相交流,资源共享,共同谋利,悄然演化成如今的西南闪婚市场。尽管尚无统计数据和研究文献明确这一市场的规模、成交量、交易额,但某短视频平台上,数十个从事闪婚业务的主播在招揽业务时,经常冠以“去云贵川找老婆要携带哪些资料”、“云贵川闪婚到底要多少钱”、“云贵川闪婚四个要求”等等标题进行宣传,而且出现大量网友跟帖咨询。
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“闪婚新娘”,20万-40万元可领证:只要能生就行
2024年3月,亳州一婚介所“云贵川闪婚”招牌被质疑买卖婚姻(网络截图)
“憨厚土气最受欢迎,离婚带娃最牢靠”
“闪婚绝不是凑合,也不是将就、更不是搭伙;是确认过眼缘,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。有些人谈了三五年,最后也没能结婚,有些人认识三五天就结婚了。缘分很重要,但你得主动出来找才行。”一位婚介公司员工在朋友圈这样推介“闪婚”。
尽管闪婚承诺书上往往载明,“不存在包办、买卖婚姻”,但对男女双方而言,闪婚不啻于一笔人生交易,而对于婚恋公司,这也是一笔暴利生意。
在贵阳,一些开展闪婚业务的大型婚介公司每月可成交上百单左右,每单能获利5万-13万元不等,而下游的“红娘”每单也能获得1万-5万元,是普通上班族工资收入的数倍。巨大的利益面前,不少医美、贷款、汽车销售从业者也纷纷加入成为“红娘”,他们主动寻找客户,拓宽市场,同全国多地婚介机构合作,将闪婚行业推向风口浪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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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以现金支付介绍费(视频截图)
女性是婚介公司的核心资源,也是许多学者笔下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。他们认为,通过婚姻流入非农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较高的地方,是改变欠发达地区底层女性经济地位的一种方式,且这一趋势随户籍制度改革越发明显。在此背景下,西南农村成为女性的净流出地,大龄女性在婚姻市场非常抢手,且性别比越畸形,越会被男性和家庭争抢。
因此,只要联系到女客户,且后者希望通过结婚改变人生轨迹、接受闪婚、愿意去外地生活且有生育能力,不管她有无婚史、孩子,也不论学历、年龄等情况,婚介公司的“红娘”都乐意为她们服务。
在他们看来,“离异带娃”和“憨厚土气”,是这些未来“闪婚新娘”最受客户欢迎的标签,因为离婚带娃的女性“最牢靠,有小孩的拖累不会轻易离婚”,而“憨厚土气”则被视为“能在男方家安稳过日子”。
而独居、没车没房、欠债十多万以上的单身女性,则属于劣质客户,她们被认为可能存在好吃懒做或消费不节制的情况,且“本来男方资金有限,需要帮忙还款和送彩礼等,公司利润会受到挤压”。
对有过KTV、酒吧、洗脚城等从业经历的女性,婚介公司一概不要,认为她们“经历复杂、比较拜金,很难有相夫教子的耐心”
而当记者以合作名义暗访多家婚恋公司时均被告知,“不要花枝招展、漂亮洋气的,需要农村憨憨的穿着比较土气的那种。”
“这个行业,因为男客户都比较老实,女客户越漂亮越不好嫁,他怕Hold不住。就算年轻人看上了,也会被一起来相亲的老人否定。”贵州“红娘”谢大炮介绍,不少男方家庭倾向于选择人品老实或离婚带一个7岁以下女娃的女性,因为孩子小养起来才容易培养感情,不会逆反影响夫妻感情,而女娃长大后读书、结婚等成本也不如男娃高。
谢大炮2016年从江西来贵阳做汽车销售,发现闪婚的巨大空间后快速转型。早在两年前,他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以“闪婚红娘”为名注册账号,经常发布一些相亲流程和段子,来吸引粉丝和潜在客户。
他所在的婚恋公司今年1月才注册成立,那里曾接待过一名自称有800万存款的男客户,2小时就相亲成功。但公司认为,他的钱要么不是自己赚的,要么就是借的,毕竟,“如果有近千万家产,就不缺结婚对象。”
谢大炮这样的“红娘”是闪婚业务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环节。他们平时多靠走村串户寻找女性客户,有时也通过网络联系,接下来将她们从贵州各地带到贵阳,再由婚介公司组织多个不同地方的男客户与之相亲,少时一天相几个,多时一天能相十来个。持续一周还未相亲成功的女性,会被认为要求太高,“红娘”会主动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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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视频平台上的云贵川闪婚“红娘”(网络截图)
为了争抢女性客户,不少婚介公司会为她们提供免费午餐、报销来回车费、支付婚前检查费用等,甚至免费提供酒店住宿,并提醒她们说,“让你们利润最大化,不要和其他公司合作”。
相亲过程中,“红娘”和婚庆公司还要紧盯全程,以防止单身男女之间、红娘与红娘之间,以及红娘与单身一方之间私下联系,从而使其介绍费流失。记者暗访的几乎每家婚介公司,都会在大厅张贴告示称,“禁止添加微信、告知电话,否则罚款500元。”
“售后服务”:领证后的喜与忧
毛均也曾前往贵州寻找“闪婚新娘”。他强调自己不同于通常的闪婚男性画像,是武汉一家网络民营公司投资人和法人。
42岁的他曾在武汉谈过一个女朋友,两人从30多岁谈到40岁分手,此后多次相亲均没结果。他自称名下有三套住房,“确定婚姻关系后,同意过户一套房给女方。”
毛均三年前就听说贵州闪婚市场比较活跃,“是一个成熟的行业,不然早就被国家取缔了。”2023年底,他专程来到贵阳,20天考察了12家公司后,决定通过贵州喜媒婆婚介服务有限公司寻找对象。该公司2022年成立于遵义,注册资金高达500万,后搬到贵阳花果园办公,其规模较大。
在那里,毛均认识了 25岁的刘依,后者在广州从事服装销售,父母则在贵州惠水酿酒。2024年年前回贵州时,她在“红娘”动员下同意闪婚,和毛均相亲3次后,两人手都没牵过,就办理了结婚证。
毛均为此先后支付了7万元的婚介费、6万元的红娘服务费,以及22.68万元的彩礼,另外又买了“三金”给刘依,还给刘依的亲戚赠送了红包和礼品等,合计花费40万元左右。
不过,因毛均比刘依大17岁,刘家对这门亲事有些犹豫,想让两人在贵州多相处几天再回武汉。对此,毛均很不满,因为两人婚前签署的“女方征婚承诺书”第三条写道,女方婚后“自愿跟随男方,去男方所在户籍地工作地久居生活”,而刘依并没有收拾行李的迹象。
争执中,毛均指责刘依有骗婚嫌疑,刘很委屈:“如果想骗婚在广州就可以,何必回到家乡?”年近大年三十,双方就离婚和财产分割问题闹到派出所。
根据双方签订的“彩礼费男女双方自行协议”,刘依同意退还毛均全部彩礼费和“三金”,毛均则答应赔偿刘依1万元作为名誉损失。离开派出所,双方又去女方家协商,最终毛均同意赔偿6万元,并写下欠条。
从陌生人到相识,从结婚再到决定离婚,都不过短短一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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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均和刘依签订的“婚恋交友服务风险告知书”(受访者供图)
刘依曾觉得,闪婚是男女各取所需,“男方为了迅速找个老婆,女方看中对方条件,加上婚介公司的煽动,感觉对方可以满足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”,这也是她当初同意闪婚的原因。但婚后没几天,她发现毛均的脾气根本无法相处,她后悔说,以后对婚恋会非常慎重。
毛均对婚介公司也多有抱怨。他早就知道闪婚有风险,但没想到会演变成一场闹剧。他认为刘依就是骗钱,且自己的40万花费只拿回一半多点,因而一度打算起诉喜媒婆公司和女方。
闪婚的婚姻关系不稳定,离婚率相对较高,纠纷并不少见。有业内人士透露,闪婚后发生婚姻纠纷的少说有三成,多则四五成,婚介公司规模越大,成交越多,纠纷也越多。他们把处理这些纠纷称为“售后服务”, 会安排专人处理,甚至聘请律师,经常为此焦头烂额。
为了减少“售后服务”麻烦,大多婚介公司会把物质、身体等婚姻中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在桌面上谈,形成合约,对各方均有保障。这也是从业者眼中,闪婚最大的优势。
在这些闪婚合约中,除了要求没有疾病、没有家暴、没有赌博等陋习外,甚至要求男方承诺没有性功能障碍,否则若因此导致纠纷,“一切后果由男方承担,所收取的服务费和红娘服务费一概不退。”
为防止资料造假,婚介公司和“红娘”还要核实双方承诺的关键信息。对于女性,除带几个孩子、能否再生育外,还需要了解债务、征信等情况——此前就有公司因对女方债务情况失察,导致双方举行求婚仪式后没能成功领证。而对男性,资料上的房车情况、学历高低、工资收入等必须真实,如婚后发现有假,中介费不退,女方离婚时也不退彩礼,一些人结婚的钱可能是筹借的,所以根本不敢造假。
一些婚恋公司会在协议中要求承诺一年不离婚,给“售后”预留空间。因为一旦女方违约,男方就会要求退费。这时,婚介公司首先会先承诺给男方重新介绍一个对象作为弥补,介绍费不退,实在不行就讨价还价只退一部分。如果男方因协商未果报案,只要没有和女方串通骗取财物,婚介公司就冷处理,因为《民法典》上有离婚自由的条款,且彩礼属于赠予行为,男方只能通过和女方协商或到法院起诉,拿回部分钱款。
如今,毛均或许还未走到起诉这步。春节后,他返回贵阳办理离婚手续后,一面继续寻找“闪婚新娘”,一面将网名改为“喜媒婆速婚全国运营中心均哥”。至于是否再次与该公司合作,又是否拿回了婚介费,他均未正面回应。
行业蒙灰后,多地打击“婚诈”
“真心过日子的,都不会轻易离婚,协议上会约定谁违约谁负责。”一位婚介公司员工说。
但实际上,婚介公司在操作过程中,要求双方签订的婚前合同、婚恋交友服务风险告知书等,尽管看似合法合规,但其实协议中已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故和风险,都抛给急于求成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。这些书面文件事前经过律师层层把关,最大限度规避了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。
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“闪婚新娘”,20万-40万元可领证:只要能生就行
贵州一家婚介公司的闪婚协议(记者拍摄)
公开报道显示,曾有男子闪婚后发现,妻子曾与6名男子闪婚后,短期内怀孕流产再离婚,且均收取了昂贵彩礼。两人诉讼离婚后,男子反诉女方,要求返还18.6万元彩礼,直至再审阶段才拿回10万元彩礼。还有男子支付20万彩礼后,与妻子闪婚20多天便闪离,起诉后仅要回千余元。
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江丞华律师对记者表示,在刑法上,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,一般可判处3-10年有期徒刑,情节严重的会判处10年到无期徒刑。但从时间上看,婚姻诈骗的犯罪故意往往发生在婚姻关系成立前,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犯罪故意,但被闪婚一方认为的“欺诈情节”却往往发生在婚后,且与之相关的多为彩礼类民事纠纷,对方多以婚姻为目的,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,因此增加了刑事司法打击的难度。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,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,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,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。“但是,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,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,综合考虑彩礼数额、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、双方过错等事实,结合当地习俗,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。”
法律救济手段不理想的情况下,全国多地婚介公司职员被抓以及杀害“红娘”极端案例屡屡发生。
作为在贵州较早操作闪婚业务的地区之一,六盘水亦出现密集的婚姻诈骗案例。
六盘水钟山区公安分局今年初发文章介绍,2023年针对婚姻诈骗犯罪时间跨度大、区域广、金额巨大、矛盾复杂、涉及人员多、侦办工作量大的特点,抽调12名精干警力充实“10.26”专案组,对婚姻诈骗犯罪进行重点攻坚,破获婚姻诈骗案件28起,抓获嫌疑人39名,挽回损失500.98万元;同时对56家婚介公司摸排,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整治涉婚姻诈骗警情的11家公司,不断规范婚介服务行为。
“重拳之下,六盘水闪婚行业的不少从业者已跑到贵阳、昆明等地工作。”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因为各种恶性事件的发生,不少闪婚机构开始强调法律意识、规范化运营,由最初的赚快钱,逐渐转向攒口碑和长远发展。
采访中,记者在贵阳一家婚介公司见到张微时,她正翘着腿,窝在沙发里玩手机。23岁的她也是奔着西南闪婚行业的巨大空间前来工作的,因为没有“红娘”从业经验,她每天需通过网络等渠道寻猎女性客户,向她们普及闪婚相关内容,愿意的就邀请到公司来看看,暂不愿意的就慢慢培养,直至成为精准客户。
只是,张微是拒绝闪婚的,理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。
农村地区长期遵循的“先结婚后恋爱”,构成了西南闪婚市场的基础。不过,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:现代婚姻最起码的基础是互相了解,闪婚则直奔结婚的主题而去,根基都不牢,何来稳固的婚姻?
(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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